张伯驹与环保组织“自然之友”的不解之缘

第一次是2002年，高中毕业的他申请成为自然之友会员。

那一年的秋天，后来在他的回忆里是这样的，午后的阳光下，故宫北门的秋叶还没来得及改变颜色。一个刚满十八岁的毛头小子蹬着辆凤凰二八自行车,飞奔在文津街上、筒子河边、骑河楼胡同中，直到一个灰色的老式办公楼......

他在《我申请加入“自然之友”》的申请书上写到：“我喜爱生物科学，热爱大自然。从初一至今从未改变。”

年少的张伯驹在中学就参加了数不清的生物科学及环保知识竞赛，并曾获北京市一等奖全国二等奖等成绩；同时也参加了不少的外出活动，如雾灵山、红螺寺环保夏令营，玉渊潭观鸟。这些经历都让他增添了对环境保护的关注与兴趣。

这期间，他曾是自然之友志愿者和植物组成员。2006年毕业后加入自然之友工作团队，担任兼职、全职工作六年有余。此间曾为环境教育部、公共合作部、编辑部和传播部服务；创建调研部，并建立气候变化、绿色金融、环境法与公众参与、信息公开、城市固废等新议题/项目；深度参与金东纸业IPO、长白山保护区开发、小南海水电工程、北京六里屯垃圾焚烧厂等长期博弈；历经四任总干事更迭、三次办公地点搬迁、两次战略规划、一次注册身份变更。

2011年，长期高强度工作导致张伯驹的健康透支。在病假治疗期间，他感到自己不仅身体病患严重，而且思考缺乏梳理、知识结构待补充，于是决定在2012年重返校园读书。

在他离开自然之友的那段时间，中国面临的环保压力并没有减轻。经济发展的负面外部性不断转嫁给不发达地区和下一代。近年来环境健康问题爆发、生态危机加剧，使环境问题已和社会、政治等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。

在这种背景下，张伯驹和自然之友的第二次缘分来了。

那年他二十八岁。他说，他决定遵循自己内心的声音，在毕业后回到祖国，继续搞环保。他又给自然之友写了一封信，十一年后的这次，是应聘自然之友总干事。

重建人与自然的连接

自然之友是一个怎样的组织，对张伯驹有如此大的召唤力？

自然之友微信公众号上一篇《关于自然之友(1994年至今）》的文章这样介绍自己：自然之友注册成立于1994年，是中国成立最早的民间环保组织。20多年来，自然之友在全国拥有近3万人的会员群体，通过环境教育、家庭节能、生态社区、法律维权以及政策倡导等方式，重建人与自然的连接，守护珍贵的生态环境，推动越来越多绿色公民的出现与成长。

自然之友的发起者和第一任会长是梁从诫。梁从诫是梁启超之孙，梁思成、林徽因之子。1995年，梁从诫了解到云南德钦县为了经济利益大量砍伐原始森林，破坏了濒危动物滇金丝猴的栖息地，他通过媒体朋友报道事实，又利用自己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上书中央领导，身体力行制止当地政府对原始森林的破坏。

1998年“自然之友”为保护藏羚羊的“野牦牛队”筹款40万元，当时67岁的梁从诫登上4000多米高的昆仑山口，亲手焚烧收缴的近400张藏羚羊皮。自此，自然之友在全国声名鹊起。

自然之友的成立，被视为中国民间环境保护运动的一个起点。作为中国第一个注册获批的全国性环保民间组织。1998年之后，在都江堰杨柳湖大坝工程下马、怒江建坝和西部水电开发之争、“环评风暴”、圆明园铺设防渗膜等环保事件中，都有自然之友的身影。

“自然之友”守护自然的心永远是热的

作为自然之友总干事，张伯驹获颁行动者联盟2017公益盛典“年度十大公益人物”，接受凤凰网公益采访时，他说：“我的心不在这里，我的心还在云南”。

那时，他刚刚从云南的荒野回到北京。在一年中最冷的时候，自然之友的调查团队一直在云南。比天气更冷的是他们发现的结果---在云南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，正在遭受非常严重的砍伐，那个地方叫罗梭江，它是澜沧江在国内最后一条有激流的，可以适合鱼类回游的栖息地。而当地只剩这样一条回流鱼类可以栖息的支流了。

这些原始热带雨林正在遭受非常严重的砍伐，下游在建一个水电工程，一旦这个大坝建起来，最后一条可以回流的支流也将无法让鱼类进行回流和生存。

无论面对多么严峻的现实情况，自然之友守护自然的心永远是热的。张伯驹带着他的团队为大自然做了很多行动，他们做环境调查，提起公益诉讼，让数不多的珍贵的生态环境能够得以保存。

张伯驹的公益哲学：有“道”才能得到

张伯驹曾经有点开玩笑地说又回到NGO，他有几点特别深刻的感觉，作为自然之友的负责人，很大的压力来自于嗓子。现在他说的话是上学时的6-8倍，是之前在自然之友工作时的3倍以上。

说话是他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。不停地说，是为环保为公益更大声地呐喊，更是为了提升自然之友的影响力，树立自然之友“温和但有担当感，不高调但坚决捍卫底线”的富有“韧性”的公众形象，培养越来越多拥有环境意识、权利意识和公民美德的绿色公民。

为什么要培养绿色公民？在他看来，政府的环境管制力度还会加强，利用市场手段解决环境问题的行动也会更多，由于以上两点都存在缺陷，所以相形之下，公众参与可能会被证明更加重要。

如何寻找到已有的绿色公民？如何团结他们？这，就是自然之友未来要回答的核心问题。而自然之友拥有的数千会员，则是回应这些问题的起点。张伯驹认为，会员不应成为自然之友的拖累和负担，而是最为宝贵的力量源泉。

至于怎样激发公众来捐赠呢？有“道”才能得到。张伯驹的公益哲学是，很多商业技巧可以用于刺激捐赠，但公益组织不能只靠捐赠之“术”，更关键要筹资有“道”。这个“道”就是使命和核心价值观。唯有认同使命和核心价值观的捐赠才能更真实更长久。

张伯驹不仅鼓励注重绿色公民的培养，还摸索出了一条会员制的道路，提升会员在机构中的参与度和拥有感，让会员数量增加，同时优化会员发展和行动策略。

“自然之友”在转型中，助力团队成长

对外，他倡导全民参与环境治理;对内，张伯驹用了五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一项项职业化、专业化团队的转型决策,也在一次次转型中,成长为更优秀的自己。

当被问到在自然之友的作用是什么的时候，他说他的作用是支持了一批优秀的同事，他们可以在各自的领域，更加专业和专注地进行环境保护的工作。自然之友有一群非常优秀的环境教育的老师和专业工作者，他做的就是支持他们去成立一家专业机构，更加独立的去做这个环境教育和自然体验。

自然之友的法律团队，五年前只有一个环境律师，算是孤军奋战，但是这几年已经有了五位专职的环境律师和一批法学院毕业的，有专门的环境法的背景的专业人士和环境工程方面的专业人士，他们组成的团队可以去回应更重要的一些环境问题。

张伯驹支持这些有能力的人，真正的在他们的空间中发挥他们的能力。他做的就是帮他们推了一把。

有了好的内部和外部环境，自然之友才能集中提升业务专业性和行动力，加强维权和倡导领域的行动影响力。

例如拯救绿孔雀行动。在云南的红河流域，有一种我国非常珍贵的一种保护动物叫做绿孔雀，它是中国本土原产的孔雀，我们说的孔雀东南飞就是这种孔雀。绿孔雀在中国只有不到500只了，非常濒危，它的濒危程度在中国超过了大熊猫。

但是当时绿孔雀最后的一块最完整的栖息地，即将因为一个工程被淹没在水下，它所生长的原始的森林热带的季雨林也都会被砍掉。

于是自然之友利用专业的力量，一方面组织各种领域的科学家去现场做调查，取得绿孔雀的栖息地即将被破坏的一手材料，包括被破坏的范围，还有淹没的程度，以及要去证明这个地方的确有绿孔雀的存在。

当取得了一定的证据以后，他们通过新的环境保护法和一系列的法律，把这个工程的破坏方告上法庭，推动他去及时停止破坏行为，然后再尽可能的去挽回这个即将被淹没的保护区和绿孔雀的栖息地。

另外一方面，他们还做了一系列的其他工作，包括举办了全国的绿孔雀的儿童绘画的比赛，还和媒体合作，比如与《野性中国》合作，拍摄绿孔雀的图片，展现那些美丽的成年绿孔雀和很萌的绿孔雀宝宝，让大家了解到，这样的一个美丽的物种的珍贵性、独特性，以及它们正在面临的挑战，让更多的人参与到关注和行动中来。

绿色生活，不是让每个人去做苦行僧

倡导环境政策立法、提起诉讼环境公益、促进自然保护区善治等工作，自然之友时刻关注着气候变化、野生动植物保护这样的宏大主题，同时我们也常常思考，除了向世界展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决心和努力，作为普通公民，我们还能做些什么？张伯驹说，应该是帮助老百姓找到一条道路，让公众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更绿色。

张伯驹说绿色生活，没有那么的复杂，就是选择的时候相对简单一点，并不是说让每一个人去做苦行僧，或者过非常的俭朴的生活，而是倡导人们做到“够用就行”。

绿色生活是健康、快乐、舒适的，又是环境友好、可持续的生活方式，需要在很多方面做出细微的改变。比如点菜的时候，不够我们再加，没有面子上的过不去，因为哪怕是打包也是有很多环境方面的成本；不是说不要开车，而是怎么更加的节油，更加的用环保的方式去以车代步。

当前，环境形势非常严峻。但张伯驹并没有“无力感”，他说：“环境问题的解决，需要耐心和韧性，需要专业且持久的行动。我们相信水滴石穿的力量，相信春风和种子的力量。”

今年5月，张伯驹新晋为了父亲，当问到等孩子长大后，希望在他心里种下一粒怎样的自然的种子时，张伯驹说希望孩子的种子该破土就破土，该发芽就发芽，愿意怎么发展就怎么成长起来。他说希望一切都是自然的，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想法成长。